10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4-11-05 14:46:06
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纪念日——2024年7月1日，已经过去，今天是7月23日。有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明确：7月1日，既不是“一大”开幕日，也不在“一大”开会日期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开幕。
在我们党成立初期，全党处于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没有条件和机会去庆祝党的生日。直到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是最早纪念中共成立的文章，但文章表明开会是7月，没有具体日期。
1938年，举行纪念建党活动，需要确定我们党诞生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2人。他们也不记得确切日期。最终，毛泽东提议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同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1978年，胡乔木倡议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解放军后勤学院中共党史教师邵维正借调到编写组,负责起草“一大”书稿部分。当时关于中共“一大”会议有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版本。
邵维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刻苦钻研几十年。邵维正便从访问中共“一大”知情人入手。85岁高龄的包惠僧任国务院参事，邵维正多次访问他，收获很大，许多细节增加了邵维正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一大”代表刘仁静居住在北京白云路。开始，刘仁静十分拘谨，托词年龄大记不清了，邵维正便一次次造访，慢慢地老人了解了邵维正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戒备解除后，谈了去上海参加“一大”前，他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于是，邵维正千辛万苦在中央党校图书馆的仓库里，翻出了落满灰尘的《少年中国》1921年7月号。上面明确地记载着，刘仁静7月1—4日在南京参与学会活动。邵维正又研究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推算他的好友、湖南代表何叔衡到上海应该在7月4日前后。
邵维正又从“一大”代表陈公博两篇文章提到的“大东命案”中寻觅到线索。一篇是1921年8月发行在《新青年》上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命案。7月31日早上五点多钟，睡梦中忽听得有一声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1944年，陈公博又在《寒风集》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天明，忽听得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当时，陈公博和新婚妻子李励庄准备公私兼顾“补度蜜月”，没有住代表集体住宿的博文女校，而是住进了大东旅社。 邵维正于是查找上海报纸验证此事。发现1921年8月1日的《新闻报》《申报》都报道了头天夜间大东旅社命案。
以此事件往前倒推，“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2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1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后来，邵维正还获取了一份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关于“一大”早期文献，该文献称，代表们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代表大会开幕了。
关于“一大”会址，也是解放后找到明确的。1951年，上海市长陈毅提出要尽快寻找到党的诞生地，要求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副处长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完成这项任务。时任公安局长扬帆建议让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帮忙寻找。杨淑慧曾多次到过开会的地点。沈之瑜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周佛海的著作《往矣集》，获得重要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贝勒路就是后来的黄陂南路。沈之瑜就带着杨淑慧在黄陂南路上慢慢地边走边看。在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与黄陂南路附近，杨淑慧说道：“这里有点像李家的后门。”于是“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被找到，后得到李达，陈望道的确认（乔景芳）。
